反过来说，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如果权力不以列举的为限，那同完全不列举没有两样，制宪等于不制宪，有宪法等于无宪法，制宪、修宪、释宪都等于画蛇添足。

载泽在考察日本情形时便专门注意到，日本国中男女人人皆知纳税当兵之义务，人人有尚武爱国之精神[9]。参见章友江：《比较宪法》，好望书店1933年版，第213-216页。

以基本义务为题仅获论文12篇。笔者认为，这五项义务条款即1982年宪法对古典的兵役义务、纳税义务与服从义务的具体规定，属于基本义务的范畴。[35] 在我国主流的宪法学教科书中大部分均采用基本义务这一表述方式。[59] 同前注53，Hasso Hofmann文。且该法律须达到一定程度的明确性。

[68] 这一逻辑借助严复所译之《天演论》的广泛传播，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支撑下，深入人心，并逐渐形成了我国宪法史中宪法—富强的实践范式。清季以降，宪制思想之所以被引进，其首要目标实不在公权限制、人权保障，而在自强与救亡。而对于这一部分的具体化，既可以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法律，也可通过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或者地方立法机关制定地方性法规等方式进行。

[49] 然而，鉴于基本义务已为宪法第二章所规定的现实，笔者认为，在启动修宪前已无必要专门就宪法是否应当对其作出规定多作讨论。基本义务似乎可以归属于基本权利限制的范畴[53]。在中国宪法学中，这一观点首先作为一项社会主义宪法的基本原则由吴家麟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44]并为现行宪法所接受[45]，遂成学界通说。就此关系而言，权利更为实现生存之手段的手段。

我国现行宪法不仅规定了兵役、纳税以及服从义务等承袭自1795年法国共和三年宪法以来的古典义务类型，还纳入了劳动、受教育义务等《魏玛宪法》以来具有强烈社会国家导向的全新义务内容。由此，义务规定首次见诸中国的宪法性文件。

摘要:  当前，由于宪法学界对现代宪法中来自不同传统、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公民义务类型存在混淆，致使公民基本义务概念常常被滥用。对比这两个时期的公民义务，笔者认为，承袭自法国传统的义务类型，无论是兵役义务、纳税义务还是服从义务，其主体往往是抽象意义上的公民，其价值取向往往涉及国家之建构与维系，故而与理论上源于自然法而先于国家存在的基本权利有着本质区别。这种观点体现在术语上就是与基本权利相对应的‘基本义务[33]。[3] 2016年10月5日，笔者曾在中国知网中进行了一次简单地篇名检索，并将学科限定在宪法学领域。

而本世纪初受到学界热议的基本义务否定论则因背离了现行宪法对于基本义务的明确规定，有违宪法教义学立场。另可参见魏亚坤：《万国公法中和制汉语词汇的词源分析》，载《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9卷第3期。结合前述三阶段的建国理论，整个规范体系的逻辑起点自然是第52条的国家统一，但最终意义上，该体系的核心则应是作为第53条的秩序生成。其一，基本义务作为一种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必须履行的责任，属于一种积极作为，而基本权利限制强调个体对于合比例的国家公权力以及他人基本权利行使所予以的容忍，属于一种消极不作为。

[22] 如丁元普在其《比较宪法》中将人民义务分为当兵之义务、忠于国家之义务、劳动之义务、就业之义务与纳税之义务五项。唯有如此，才可能破除当今宪法学界对于公民基本义务认识的误区，从而实现基本义务履行与基本权利保障之间的调和。

参见陈茹玄：《增订中国宪法史》（附录），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以下。无论是兵役、纳税还是服从义务，它们在本质上都来自、或伴随主权国家的产生，以公民为主体，以国家为作用对象，以共同体的建构与维系为目标，体现为一种在个体认同的基础上为共同体奉献、牺牲的精神，具有明显的团结属性。

从此来看，义务并不是为着权利而尽的，权利并不能随着义务而索取的。后在近代留学潮中，这一概念被逆输入回中国。对此，笔者有一点补充，根据第二版的序言，并对照前述书评，该书的第二版较于第一版在体例上并无明显改动，有关基本义务的相关章节亦可参照第二版的内容。[42] 这是一个辐射范围相对疏阔的泛指性概念，唯一需要强调的是，作为义务，其所针对的仅限于公民的积极作为，就个体在合宪范围内对国家公权力行使抑或他人基本权利行使的容忍义务而言，其应属基本权利限制而非公民宪法义务的范畴。正是此战，令国人相信横览全球凡称富强之国，非立宪即共和，无专制者，《论日胜为宪政之兆》，载《东方杂志》1905年第2卷第6期。冯筱筠、周林麟、庄燕燕：《糊涂青年拒服兵役跑回家 兵役机关严厉惩处不手软》，载《中国国防报》2016年12月29日第01版等。

[66]基于该功能要求，公民基本义务作为形成国家的重要一环，便理所当然地被纳入到了宪法的规定之中。（一）作为基本义务具体化前提的法治国家 法治国家以法秩序为国家运行之根本，凡涉及对于个人自由之干预，必须以形式意义上的法律为依据。

从序言到各具体章节，宪法中共有18处使用了必须。[77] 葛克昌教授曾就服从法律为人民先天之义务进行了论述。

重权利、轻义务，遂使天下充满争斗、自私、懒惰。笔者认为，这两种来自不同传统、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公民义务规定，无法在同一基本义务概念下等同视之，否则有可能造成认识上的混乱。

而对于这一层面的义务内涵，直至今日，学界仍从其与基本权利的关系着手予以界定，目前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然而，由于目前王世杰先生1927年版的《比较宪法》原书难以查证，胡弘弘教授主要引用了钱端升先生于1927年在《现代评论》为该书所作的书评《王世杰氏的比较宪法》作为佐证。[1]由于该事件在根本上涉及对宪法第55条兵役义务的理解，属于公民基本义务的范畴，随即为宪法学界所关注。[31] 韩大元编著：《1954年宪法与新中国宪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5页。

参见杨化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75-104页。与之相反，现代宪法的新纳义务类型，在主体上则多为父母、子女等更为具体的人，其价值取向亦与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生活领域更为息息相关。

相关论述参见郑贤君：《基本义务的双重性与司法审查》，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在这一概念演变的历史进程中，笔者认为，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以及政权的更迭，在不同的义务称谓之下，具体的公民义务类型的确发生了相当的变化。

[56] 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43-145页。相关论述详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版，第260页以下。

从整体上看，这五项义务内容前后相承，共同反映了一个共同体自诞生至维系所经历的全过程，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以基本义务为题仅获论文12篇。《中外日报》称：近者甲辰日俄之战，知微之士闻之，亦曰：此战非日俄之战也，乃立宪专制二治术之战也。[35] 不过，随着近年人权价值之勃兴，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受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

[23] 如章友江在其《比较宪法》中提出人民义务包括服从义务、尊重财产、负担租税、捍卫国家、受教育义务、工作的义务等六项。[68] 这一逻辑借助严复所译之《天演论》的广泛传播，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支撑下，深入人心，并逐渐形成了我国宪法史中宪法—富强的实践范式。

其在内容上不出于以形塑国家而要求公民履行之兵役义务、纳税义务以及服从国家或服从法律之义务，由此构成了三项古典义务类型。[72] 受教育义务依其表面文义而言，虽可理解为全体公民均负有接受教育训练的责任，但是，很显然该义务所要求接受教育的主体只能针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公民，而不包括成年公民。

如宪法序言最后一句，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对于它与基本权利的关系，笔者认为最恰当的表述应为：两者处于同等的宪法位阶，互不统属、唯有调和。